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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校友陳曼婷

文章來源: 發布時間:2018-07-05 點擊數:
圖片簡介:
從北京到牛津,思辨始終引領我前行?
陳曼婷(簡陽中學10高10班校友)?

我是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三年級的學生,也是牛津大學辯論社的成員。今年是我開始英語辯論的第八年。最近兩年,因為學業繁重的任務和未來發展的壓力,我已經很少再涉足辯論圈。

仔細想想,這其實是個有意思的悖論。我會選擇今天的道路,辯論功不可沒。但忙忙碌碌走到今天,突然驚覺辯論已經淡出我的生活了。

辯論就像一個孵化器,一個引路牌。它的重要性不在于“不可或缺”——沒有孵化器引路牌,小雞可能還會破殼而出,人也可能還會走上正確的路,只是多花些時間。

辯論最獨特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你最懵懂的時候教會你思考,給你最自由的環境,讓你有能力內審和外審,從而找到那個擁有獨立人格的,可以一個人勇敢走下去的自己。這點你沒法寫在簡歷上,但卻比量化在簡歷上的條條款款更讓你獲益匪淺。

第一次接觸

和辯論的第一次接觸其實是個有點好笑的烏龍。當時我剛進入北京語言大學讀大一。社團招新會的時候,為了讓那時還不怎么為人所知的英語辯論社顯得人氣更旺盛,辯論社我的一個老鄉學姐硬是把我拉去填了入團表。她承諾,只要我去第一次社團活動,聽一個學長學姐的表演賽就可以。我想著反正就去一次,之后還能再選擇真正心儀的社團,就非常無奈地去了。

現在我已經想不起那天學姐學長的表演賽說了些什么。但是在后來訓練一直不順利,比賽一直不出成績的時候,我一直提醒自己記得第一次看表演賽的時候想成為優秀辯手的初心,慢慢就熬過來了。

那時候英國議會制辯論剛剛進入中國不久,一切都方興未艾。我們屬于頭幾批小白鼠,很多東西要自己去摸索。國內的比賽很少。學校也不怎么支持我們的活動,不提供資金讓我們出去比賽,我們自費出去比賽得了獎也沒有獎勵或者附加分。校內選代表學校的辯手,學校請的裁判就是幾個英語系的老師,評判標準只有一條,“英語好”。很多時候,我們每周的常規訓練都湊不齊八個人(英國議會制辯論一場比賽的標準參賽人數),只能做四人辯論。

但是我們都是真心熱愛辯論的。資源少,我們就一起泡在圖書館里看學校訂的經濟學人,反復回放學習手上有的世界知名辯手的辯論視頻。

印象很深的是2005年世界大學生辯論賽的總決賽的視頻。參賽選手有我最喜歡的兩個辯手: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Victor Finkel和英國牛津大學的Will Johns。辯題是“本議院將禁止墮胎(This House Would Ban Abortion)”。這段視頻我們起碼看了二十多遍,直到幾乎能背下每個人的演講。后來在外研社組織的培訓當中,我第一次親眼見到了這兩個我喜歡的大牛,開心地纏著人家問了好多問題。之后再在國際比賽遇到他們,他們已經記得我了,“是那個問題很多的中國辯手”。

盡管學校不給錢,我還是自己參加了很多國內國外的培訓和比賽。感覺就是把自己想成少年漫畫里的人物,渾身都充滿了中二又熱血的拼勁。漸漸的我越來越不滿足在國內的辯論。于是當我大二的時候偶然有了可以去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繼續讀本科的機會,我毫不猶豫就報名了,心里想,這樣就可以更方便地參加歐洲高水平的比賽了。

英國辯論圈的不平等

但骨感的現實很快就給我沉重的打擊。英國的辯論的機會很多,但英國辯論圈的競爭也相當激烈。我初到英國的第一個周末就去了愛丁堡大學參加愛丁堡大學公開賽。盡管搭檔幫助我很多,作為全場唯一一張亞洲面孔的我還是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張,最后成績也不好。我本能地擔心自己和英語作為母語的辯手相比,語速不夠快,內容不夠詳實,辯論結構不夠清晰有力。然后在接下來的大半年里,我的比賽成績一直不好,總是在出線邊緣徘徊。

如果說實力上的差距我還可以接受并加油去彌補,英國辯論圈里難以言說的種族歧視就是我不能理解和忍受的。

在我來到英國的第二年,我報名競選曼徹斯特大學辯論隊的平權理事(Equity Officer),主管社內英語作為外語的社員。對這次競選我信心滿滿。在過去的一年里,我不僅以每周一次的頻率參加了幾乎所有可以去的比賽,還組織了所有社內英語作為外語的社員培訓。我在各亞洲社團都有認識的人,可以保證之后的宣傳。我準備了長長的競選演講,并請朋友一遍一遍聽我練習,幫我進步。但是在全員投票中,我還是輸給了一個從來沒參加過比賽,不認識任何英語作為外語社員的參選者。最好笑的是,他是頭天晚上才突然起意要競選。

毫無疑問的,這最終勝出的參選者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白人男子(white middle-class man),同時兼具種族、階級和性別“優越性”。

我幾乎被這次打擊打垮。

畢竟辯手都是一群自詡思想開放平等的人。我們在各個比賽高聲為自由主義,為人權,為平權運動搖旗吶喊,但不平等卻一直像一支輕聲奏著的樂曲,一直作為背景樂反復循環著。這背景樂為周圍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層不確定的紗,把一切都分成了“你”和“他們”。你辯論著他們出的辯題,和他們的辯手唇槍舌戰,試圖融入他們的環境。但不管你怎么努力,你還是你,他們還是他們。

可我是如此熱愛辯論,我愿意為了這份熱愛繼續下去。我可能無力改變現實,但至少我想為這煩人的背景樂加上一個不和諧的音符。我繼續努力參加培訓,努力滿世界跑的比賽,火車票和飛機票摞起來可能有半個人高。三年時間,我跑了二十幾個國家,參加了近百場比賽。從澳亞到歐美,漸漸開始出成績。我開始能在比賽里不斷出線甚至闖入總決賽角逐冠軍的位置,漸漸從“小透明”變成所謂的“前輩”,也認識了越來越多的優秀辯手,漸漸被他們認可。我開始被邀請成為各大賽事的獨立裁判甚至主裁,還參與主辦了全世界第二大的賽事——歐洲大學生辯論賽。這其中的辛苦和成就感難以言說。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當時贏過我當選了平權理事的競選者在當選兩個月后就自行辭去了職務,之后再也沒在辯論圈出現過。而輸了之后的兩個月,我在英國利茲大學公開賽里成為了首個闖入半決賽的中國人。當聽到我們隊伍的名字被主裁判念出來,全場響起掌聲,我搭檔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說“Well done. You deserve it”。我感覺到了只有競技類活動才能給人帶來的無與倫比的幸福。

辯論對我的影響

辯論決定了我現在的專業和學校選擇。我一直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可以把老師布置的任務都完成得很好,成績也一直很好。但其實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想學什么。學習對我來講只是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我對學習本身并沒有什么興趣。

但是辯論改變了這一切,讓我對“社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怎樣運行的”充滿了探索的激情。一個簡單的社會現象,背后竟然有那么多那么有意思的社會學理論。法律的本質是什么?我們在社會上的位置由什么決定?為什么女人和男人會有不同的行為標準?100年以后,婚姻和家庭還會存在嗎?

所以原本讀英語文學的我來英國之后轉讀社會學可以說是水到渠成的。我把社會學一路讀到了博士,靠的還是我辯論里培養起來的邏輯思辨思維和閱讀思考能力。我還知道很多辯手因為辯論而選擇了法律、經濟、國際關系、國際發展、政治、科學等等專業。就像我在開頭提到的,辯論給你的是在自由環境下無束縛的獨立思考,你總能找到那個自己。

辯論還幫助我申請到了牛津大學。從研究生一路到博士,豐富的辯論經歷和對相關問題的思考讓我的個人陳述無比詳實。申請動機方面,相對于編故事一樣地說“我從小就喜歡這個專業”,我詳細可查的辯論經歷更讓人信服。且申請的時候,我列出了自己感興趣的大段理論,全是辯論上用到過的,進一步佐證了我對要申請專業的興趣。更不用提我到牛津大學比賽過很多次,所以申請的時候對牛津大學的優勢如數家珍。

和同齡人相比,我的簡歷也更容易突出。在一大堆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經歷中,辯論總是最容易引起注意的。且在全世界各地的比賽經歷也能凸顯你的眼界。世界各地的比賽經歷還能為你帶來人脈。我的第一位辯論導師是來自牛津大學的李繩武,他是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的孫子。包括前文提到的Will Johns,也是來自牛津大學。這些牛津大學的牛人們在我申請的時候都根據牛津大學的喜好為我的申請資料提出了改進的意見。即使這些優秀的人沒有辦法為你提供直接的幫助,認識他們也是打開自己眼界,促進自己成長的好事一樁。

最后,辯手比起其他競爭者,知識面要廣很多。不管是英國議會制辯論的準備15分鐘演講7分鐘,還是澳亞議會制的準備半小時演講8分鐘,在不能借助網絡的情況下,辯手只能靠自己的知識儲備搞清辯題探討的問題。

另外一個很多人關心的點是英語學習。我上一次考雅思是在申請研究生的時候,最后成績是8.5分,聽力閱讀都是滿分,口語寫作都是8分。辯論對我英語水平的提高至關重要。

以前讀一篇英文文章只是為了學習英語,把生詞記下來反復背還是會忘。但是辯論之后讀文章就真正成為了要吸取文章中的知識。比如讀BBC分析中東形式的新聞報道,當明白了文章思路和知識點以后,英文單詞和用法的背記就變得自然,因為已經完全懂了這個單詞和用法到底是什么和他們會出現的語境。

聽力也是如此。當你每天都把自己強迫放入一個純英文的辯論環境數小時,你的聽力是不可能不好的。最妙的一點是,辯手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所以辯論的時候你會接觸到世界各地的英語變體,習慣之后,就再不會出現“只能聽懂英音/美音,聽不懂別的口音的英語”的情況了。

當你看到來自全世界各個地方的人操著自己獨特的口音流利而自信地講著英語的時候,你還會深刻地明白,發音和腔調可以練習,但根本不重要。語言的魅力在于表達,在于溝通,在于你說了什么,是怎么說的。明白這一點對建立敢于開口練習的自信十分重要。

最關鍵的一點是,辯論讓我轉變了對英語的學習思路。以前,英語是我學習的對象。辯論之后我才明白,英語應該是你學習的工具。

除了學業,辯論還讓我見到了更大的世界,了解并理解了很多以前沒有想到過的東西,開始慢慢學會包容。包容各種社會現象,也包容各種方式的人和人的相處。

過去的八年里,我一共去了超過四十個國家,見到了無數種不同的文化。我曾經連續四年去參加世界大學生辯論賽,主辦國分布非洲、歐洲、亞洲,分別是博茨瓦納,菲律賓,德國,印度。

在博茨瓦納,簡陋的學生宿舍已經是他們能提供的最好住宿環境。我們沉默地走過街上無家可歸的小孩,偷偷兜售鉆石的小販,卻在努力工作的當地志愿者眼里看到比鉆石還耀眼的光。在菲律賓,當地辯手們精心制作了展示菲律賓底層人民生活現狀的視頻,向全世界辯手呼吁,讓我們“Speak for the speechless”。那種震撼到現在還留在我的心里。在德國,這個二戰的時候法西斯主義的大本營,我聽到了對民族主義最深刻而激烈的辯論。在印度,我們坐著門窗都沒有玻璃遮擋的快要報廢的大巴車,駛過滿街的牛和猴子和光著腳行走的人,也駛過一座座無與倫比的精美神廟。

見得多了,就開始漸漸明白自己作為辯手“觀察者”的使命。要了解一種文化一個族群,就不能站在高高的地方俯瞰,而是要進入那種生活觀察。而了解帶來的是包容,包容不同制度下人的生活方式。

以上摘自陳曼婷的直播課《從辯手到辨者,辯論讓我超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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